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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外交破题需考虑美国因素
作者：陈积敏（Chen Jimin），中国国际友好交流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其主要表现一是地缘环境复杂，体现为“多”、“异”、“难”。“多”是指邻国多（14个陆地接壤，6个隔海相望），而邻国中大国强国多，有核国家多；“异”是指邻国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社会稳定性差异大；“难”表现为多数邻国与中国存在历史和现实矛盾，且大多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战略回旋空间有限。
二是战略环境复杂。全球战略力量东移态势明显，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中心区域，美国以及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提出“印太战略”即是证明。
三是域内外国家针对中国的政策互动明显，地区内国家或区域组织如日本、印度、东盟一些国家配合美国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或印太展望。此外，地区热点问题多点频发且迅速国际化（如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较大战略压力。
尽管有如此多的热点难点，但并未造成大范围、长时段的冲突与对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整体上看是和平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存在的重大挑战不容回避，最主要体现在政治互信不足、安全信任机制缺乏。周边国家对中国是近而不亲，疑惧、防范心理明显。这有其历史原因，如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影响。李光耀曾说：“（亚洲很多中小型国家）担心中国可能想恢复几个世纪前的帝国地位，它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属国。”此外也存在意识形态因素，如东盟成立初衷即是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但更多是地缘战略因素，无论是对周边大国还是中小国家而言，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影响之巨大超乎想象。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自己的国家是安全的最终保障者，对大国崛起的警惕防范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由于政治互信不足，安全信任机制缺乏，域内国家引入外部力量在安全上对冲中国便是当然之选。
在此背景下，亚洲地区的二元分离格局便形成了，即经济上与中国密切联系，安全上与域外国家（主要是美国）密切互动。域内国家还寻求抱团取暖，如东盟加强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建设。在二元结构下，平衡外交是周边国家最优化的政策选择，它们最担忧的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奉行的“结伴不结盟”伙伴关系外交契合了周边国家的需要，有助于稳定周边安全局势。
鉴于周边环境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二元结构的现实性，中国周边外交需在保持连续性、继承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此，一要在政治上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展现中国外交的亲和力；二要以诚相交、换位思考，重视并回应周边国家的重大安全关切，展现中国外交的包容性；三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格局，展现中国外交的开放性；四要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缓解周边国家安全疑虑，展现中国外交的和平性。区域安全合作可先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同时做好传统安全领域的双多边安全风险管控，再循序渐进，逐步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与需要的有效地区安全机制和架构；五要发挥企业、智库、文化团体等多元主体作用，强化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立体架构，增强对周边国家传播的能力与效力，展现中国外交的塑造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设周边环境进程中，中国等亚洲国家必须将美国因素考虑在内。2001年8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美国位于西半球，虽然不是我们的邻国，但它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对域内其他国家而言，这一判断同样成立。对于美国因素在周边环境塑造中的作用，域内国家应避免两种极端认知：一是过分拔高美国的作用，甚至将美国作为地区安全的唯一提供者与保障者；二是忽视或贬抑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以及美国也应该对中国在地区安全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有着全面、理性的认识，避免政治化的操控、极端化的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思维。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客观认识美国因素与中国因素的作用，对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尤为重要。
良好的周边环境符合域内各国利益，而良好周边环境的营造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保持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域内外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各相关方应为此做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和平性而非对抗性的努力。中国有足够的诚意和善意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中国也希望亚洲地区国家以及美国本着同样的意愿，采取相向而行的政策，携手共建和平、繁荣、开放、包容、共赢的亚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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